2013年12月24日 星期二

存疑、查證、求真: 前言--神話、誤診及偏方

存疑、查證、求真(1):

前言--神話、誤診及偏方

朱真一         聖路易大學及Glennon 樞機主教兒童醫院小兒科

系列前言
我們從事醫療工作有關者,不論臨床、研究、行政、教育或公共衛生等任何一類,求真、求正確可靠是第一要務。臨床上最重要的是正確的診斷,若診斷錯誤,病人可能遭受傷害,大家很容易瞭解。對人文的歷史文化,甚至科學或醫學資訊的正確可靠,不少人卻馬馬虎虎地看待。
醫學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更重大,言行有影響力,不但醫界同仁、後輩、學生,社會大眾都受影響。除了知識的傳承外,醫界人士的言行,白紙黑字寫下的文章或電子媒體製作的錄影帶及網路的各類媒體都可流傳良久且廣泛。教導錯誤不但誤人子弟,可能造成傷害及影響大眾的健康。最感到憂心的是台灣的醫界及學術界,如一位前輩來信說,迷漫著太多的PFF,就是抄襲(plagiarism)、錯誤(falsification)及造假(fabrication),這種PFF的資訊傳達又廣又遠,影響深遠。
目前資訊傳達神速,交通方便,使我更能接觸及瞭解台灣醫界。最近三年,每年回台灣,與醫界及學術界訪談。親身體會瞭解不正確資訊及上述PFF造成的困擾。筆者離開台灣多年,對台灣虧欠太多,沒什麼能力,對台灣最能做的是大聲疾呼,指出一些資訊錯誤。人在海外,比較沒有台灣的人情世故,仍得罪一些「大人物」或機構。大概因此成為一些醫學院/醫院或一些機構的黑名單人物。該講的還是要講,希望有拋轉引玉的效果。

「正視醫學資訊的正確可靠 」系列
非常感謝《當代醫學》以前刊登「正視醫學資訊的正確可靠 」系列,有評判性的批評,台灣的學術、醫學才會進步。這一新系列繼承同樣的精神,強調如何懷疑,什麼地方可能有「疑」,再討論如何去查證,不只陳述錯誤而已。
很高興最近回台,有兩位教授私下跟我講他們讀「正視醫學資訊的正確可靠 」的感受。一位說他最近讀到一醫學史的文章,想起作者是那系列中提到寫不少錯誤者,他懷疑文中一「史實」的正確性,去查證而發現的確有誤。另一位跟我講,他早看到那位的一些明顯錯誤,他有些後悔沒早早指出,錯誤才會如此廣泛地流傳。看來那系列最少有些迴響,希望更多人會因讀此系列而去「存疑、查證、求真」。

成大客座教授
  2012年年初,接到成大醫學院的信,問我是否有意願當醫學院的客座教授。那時我已從小兒科退休5年多,雖然仍志工教學,只在課堂跟住院醫師及學生討論,不看病人也不做臨床教學。成大邀請當講座客座教授,不在小兒科臨床醫學,大概看重我最近致力的工作。
最近對醫學人文、台灣歷史文化及教育等,尤其對醫界與學術界的「求真」關懷。經常寫文章、演講及跟人討論,在課堂與學生及住院醫師談如何多懷疑、廣查證、追尋正確可靠及鑑別診斷等問題。
在成大時,看到賴明詔前校長的演講會海報,很高興我去參加了。他談研究、教學及學術行政生涯的經驗。演講中他強調科學及學術,求「真」最重要。教學教「觀念」比教「資訊」重要。無獨有偶,到成大時,接到剛出版的《成大醫訊》(2012年9月;23卷2期),林其和院長寫參加歐洲醫學教育年會後的感想,標題寫出「教育不是灌輸一大堆事實,而是一追求真理的過程」,他還把「真理」兩字更大字體標出,賴校長及林院長兩人講法一樣,跟我一再提到為什麼要找正確的資訊不謀而合。
非常高興賴校長及林院長強調「真」、「真理」的重要,我瞭解到為什麼當台灣有些醫學院/大醫院把我當黑名單人物時,成大請我當客座講座教授。

正確可靠是第一要務
任何的醫學資訊,正確可靠是第一要務。最近每年回台灣,幾個醫學院及歷史系及其他機構社團,邀請我演講討論醫學史或其他題材。好幾次應邀請單位的要求,不講醫學史的片段,多多討論大原則。跟主持人討論結果,用「正確可靠」為主題,談資訊也應該「鑑別診斷」其正誤。
          上課或演講時,大家一起討論上述的抄襲、錯誤及造假(PFF)的問題。常有學生問,如何懷疑錄影片或文章中有PFF,如何去查證。醫學人文包括歷史文化跟醫學及科學一樣,必須基於證據(evidence based)。此系列最主要談如何懷疑資訊可能有錯誤,存疑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有疑問才會進一步去查證,探討出正確的答案,也就是以評判性的邏輯,找證據去分析,找出正確的資訊。

從多存疑開始
講「寫歷史要拿出證據」或「醫學要有實證」之類的話很容易,如何實踐才是關鍵。有次去和信醫院演講,提到一些醫學資訊的錯誤,不但幾十年沒人去懷疑,更以訛傳訛,愈傳愈荒唐。會後醫院前輩及同仁指出演講廳牆壁上,掛著胡適寫的一匾額(圖1),對「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那句印象深刻。
「不疑處有疑」,但無法處處的「不疑處」去「疑」,更無法處處「不疑處」去查證。因此如何找「可疑處」應很重要,找到可疑處再去詳細查證,如何查證是另一大課題。當然不見得每個可疑處查後有誤,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懷疑處經查證後並沒錯誤,查證的過程,可學習更多的新知。                    

神話多
在台灣期間,也到其他醫學院/醫院及其他非醫學的機構演講討論。演講的最重要主題在「多懷疑,廣查證及追尋正確可靠」。成大醫學院把我的演講安排到成大醫學院醫預科學生及大學部一般學生的「通識論壇」。相信成大認為「存疑,查證及求真」的觀念很重要,要從學生時代開始培養。
去另一大學歷史系的演講時,主持人知道我的演講大綱後,演講的海報特別在題目後加一從「神話」談當演講的副標題(圖2)。為什麼?台灣出版的醫學史的文章及電子媒體,如我在「正視醫學資訊的正確可靠 」系列以及其他出版物,報導過不少錯誤的資訊。那歷史系的主持人,對那些錯誤說成「神話」放入海報中,並不為過。看過不止一次,在世的人與已逝世者相會的報導,陳述早已逝世者,發現或做了幾年或十幾年後才發生的事。報導事實有錯誤的地方,更不難看到,有些有名的醫學教育工作者的文中錯誤不少,的確「神話」連連。
很高興去討論的各機構,有些志同道合者發言,不但教授不少在座的學生也說,非常同意,大家要多去懷疑、查證及找出錯誤,不要以訛傳訛,要找出「真」、「真理」、「正確可靠」的資訊。
  
檢討誤診
談這主題,自己本行的臨床醫學,一樣有類似的問題。為什麼醫學會有誤診?太多「反射性」的思考,「反射性」地認定病患有某一疾病,沒去鑑別診斷。這「反射性」一詞也來自上述賴校長的演講,他演講時說,台灣一向的教育,較容易使學生有「反射性」的思考方式。
據我的觀察,我自己以及台灣教育訓練出來的醫師,容易陷入這種「反射性」的診治。先有「反射性」的診斷,然後找數據如病史、身體檢查及各種檢驗數據,「一廂情願」地去「符合」這「反射性」的診斷,然後按照此診斷治療。我常跟學生及住院醫師討論我知道到的錯誤病例,從錯誤中學習。
錯誤的病例大部分因「反射性」診治引起。小兒科訓練剛開始時,我們碰到一母親是Rh陰性而新生兒陽性,出生24小時就有嚴重的黃疸及貧血時。我們「反射性」的診斷,認為是母親有Rh因素抗體,引起胎兒的溶血性貧血及黃疸。以後盡量找數據來符合這「反射性」診斷,忽略本應懷疑的數據。後來的診斷是先天性梅毒不是Rh抗體所引起。
此病例是最好的樣版,以後會另文詳細討論。當然「後視鏡」看,幾乎所有的數據,包括病史、身體檢查或試驗室及X光檢查都有疑問,該質疑沒去懷疑,自然不會再去查問數據,而認定「反射性」的診斷,忽略鑑別診斷而誤診。
類似地看到男孩睪丸腫大,反射性的診斷就認定是睪丸腫瘤,沒想其他可能性,馬上安排手術拿掉睪丸。手術後的病理診斷是白血病,這就是反射性的診治術。因為淋巴芽球(lymphoblasts)浸潤而腫大,手術當然不能治療也不需要,不只是睪丸而已,身體其他地方還有更多淋巴芽球,不是開刀拿掉睪丸就可以,靠全身性的化學及其他治療,不是馬上開刀。
這些病例以後會再來討論,任何一項數據可疑,應去查證此「反射性」的診斷正確否,才能避免錯誤。因懷疑可再去問病史,再做身體檢查及再溫習檢驗數據,越可能有正確的診治,懷疑是第一步。以後盡量找病例來討論如何懷疑及求證,討論鑑別診斷的重要性。

偏方更多
媒體、一般民眾、科學家、醫師甚至醫學教授,輕率地推廣毫無數據證實的醫療及保健,這些人士對醫學、科學認識不清。醫學本應無「正類」、「另類」或中、西醫學之分別。有理論的依據否,不是絕對必要的條件,有數據證實有效否最重要。我所稱的「偏方」,就是沒有數據證實的醫療及保健,包括未經證實的歐美醫療及大廠商宣傳的診治。
我遇到不少人,對「偏方」的偏愛而一再推廣,更糟糕是一些醫學教育工作者也在推波助瀾。回台期間到書店,發現出版刊登醫療保健偏方的書籍雜誌充斥,電子媒體及網路的偏方資訊更多,這類資訊可說已泛濫成災。
我們應該讓大家明白為何要對一些健康醫療資訊存疑,指出資訊哪些可能有問題的大原則。因為常去注意,又常有人送資料給我,這系列主要談如何懷疑偏方,歸類出一些宣揚偏方的模式及種類,以後另文再討論。

結語

上面一再討論醫學資訊正確可靠的重要,台灣若不注重「真、真理、正確、可靠」,以及摒棄上述的抄襲、錯誤及造假的問題,台灣的醫學及學術不會有前途。此系列最想討論由存疑、查證,以達到求真的目的。這裡先以「神話」、誤診及偏方等來開始來說明求真、真理、正確可靠的重要性。希望更多人對「存疑、查證、求真」系列來文、來信討論。

正視醫學資訊的正確可靠 (一)

正視醫學資訊的正確可靠 (一)

談《讓歷史教我們醫學》之一章
〈打開二十世紀醫學的四面窗──從四個意外發現的醫學小故事談起〉

朱真一         聖路易大學及Glennon 樞機主教兒童醫院小兒科名譽教授

系列前言:
我們從事醫學工作者,不論臨床、研究、行政、教育、公共衛生或任何其他類的工作,傳達醫學與科學資訊,正確可靠是第一要務。醫學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更重大,教育工作者的言行最有影響有力,不但醫界同仁,後輩、學生,社會大眾都受影響。除了知識的傳承外,醫界人士的言行,尤其白紙黑字寫下的文章,可流傳良久且廣泛,更會影響大眾的健康。
筆者離開台灣多年,對台灣虧欠太多,我沒什麼能力,發現對台灣我最能做的是探討醫界的資訊正確可靠否。多謝目前資訊傳達神速,交通方便,使我更能接觸瞭解台灣醫界。使我困擾的是很多不正確的資訊,靠媒體的方便及普及而散佈。最感到憂心的是醫界及學術界如一位前輩來信說,迷漫著太多的抄襲(plagiarism)、錯誤(falsification)及造假(fabrication)。
下面是第一篇,請大家詳看。我很驚訝醫學教育領導者的一般科學及醫學常識,對科學正確否的態度以及藉口。非常感謝當代醫學的允許刊登。有評判性的批評,台灣的醫學才會進步,以後會繼續寫。

讓歷史教我們醫學
江漢聲副校長在「每月一書」專欄,推薦自己的書《讓歷史教我們醫學》(1),在本刊來討論該書其中一章最適當。他自己說他的書是「經典醫學史」,「寫歷史要拿出證據,即使不是自己親身查證,也要列出參考資料的來源…已盡查證史實的能事」,參考文獻的「這一百本書是我近年教研醫學史細細讀過的書」,書的自序也一樣寫類似的話。
他自己的推薦把他的書寫得那麼好,但是我最近寫過的幾篇文章,每次去看該書,發覺有不少錯誤,譬如說馬雅各1864年10月28日來台(2,3),Dr. Patrick Manson在中國的漢名(4),Morrison牧師1807年來台(5)等。請看他答辯把馬雅各來台日期說成1864年10月28日那篇(2,6)。請看他的邏輯,如何創造出那日期、引用文章及有否讀列出文獻的態度,還要怪罪賴永祥教授。
兩年多前(2008年夏天)我首先在網站看到《歷史月刊》雜誌刊登他寫的一篇文章〈打開二十世紀醫學的四面窗──從四個意外發現的醫學小故事談起〉(網站上有好幾處轉載此文;只要用上述的章名到Google尋找就有),發現討論Penicillin發現的故事有明顯的錯誤,科學上不可能,去信提醒江副校長。
他顯然理都不理我,一年後(2009年底),在上述江副校長出版的書第15章(223-240頁),仍然有我一年多前信中提及科學上不可能的現象及虛構的歷史故事。最近再看該章,發現還有不少其他有疑問處,上網查或查書,發現更多的不符合科學常識及歷史的記載。我沒處處詳查,只看到有可疑處時,去查及找資料。依四個各節小標題一一來討論此章。

「歷史上最珍貴的一張照片」
看該章第一節的歷史上第一張X光照片圖(江書中224頁),書中還特地標明是1895年12月22日所照的。我很懷疑那真是第一張X光照片,因為太漂亮太清楚,尤其指環非常清晰,每一骨頭也不模糊。上網去查,果然那張照片是假的。在一篇英文翻譯1895年12月Röntgen(侖琴)原論文 ”Eine Neue Art von Strahlen”中,刊出的那張,就相當模糊(江書的參考文獻中英文原版有此圖)。若上網到Google用Image去找歷史上「第一張X光照片」,最少有3種(可能4種)跟原論文不同但較清晰的圖,江書所選的就是其中以後不知誰「補」照的造假版本,有些人可能認為原照片不清楚,「補」照了「歷史上第一張X光照片」。
再看開頭第4段,其中幾句「不久之後,物理學家就分析出這種能透過光波所不透過特定密度,而在螢光幕或底片留下影像的X射線,它由三種不同穿透力的射線所組成,α射線用一張紙就可阻斷、β射線能穿透動物組織約半英寸,而γ射線可以通過一英尺厚的鉛」,這是沒有科學常識的說法。X射線不是由α,β,γ三種射線組成,又說γ射線可以通過一英尺厚的鉛更是荒繆。
只查看Wikipedia或其他書,就知道X及α,β,γ射線分別是不同波長、能量或來源的射線,X射線不是由α,β,γ三種所組成說。γ射線每通過1cm鉛,γ射線減少約一半。若通過一英尺(約30cm)厚的鉛,γ射線只剩下約十億分之一,說「γ射線可以通過一英尺厚的鉛」科學上不通。
再看下去,另一錯誤的是談Dr. Forssmann「在1924年用一條細管子穿進自己的靜脈---穿到心臟」,1924年有誤。Dr. Forssmann在1929年才畢業於醫學院, 同一年才做那自我試驗。另一處顯然是他抄錯,江書說1896年6月馬上就有德國牙醫師W. Konig及W.J. Morton同時臨床應用,Morton不是德國而是美國的牙醫,也不是1896年6月而是稍後才應用。
      暫且不談江書中的故事,不少跟一般書上不太相同。書上「侖琴1896年1月6日向世界公布他發現了這種神奇的射線」很有問題,跟那時代的科學家尤其侖琴作風不符合。查書才知道其中經過,故事很有趣,在此不厭其煩地根據Friedman & Friedman那本書(中文譯本也列入江書的「細細讀過」的參考文獻中)來說那段故事。侖琴1895年12月底沒趕上學會報告,親自把論文稿送到學會,秘書一看認為的確重要,趕在年底前,刊出於學會刊物的最後10頁。
      侖琴認為那學會報告很少人會去讀,自己複印成單行本並加上X光片,於1896年元旦寄給不少朋友及知名人士。有位維也納的物理學教授接到後,對那X光片很感興趣,第二晚帶到一聚會中展示,有位客人對此X片印象非常深刻,告訴在維也納最有名的報紙Die Presse當編輯的父親。那報社趕緊找那物理教授,在1月5日報紙上,登出X片及發現的故事。倫敦的London Chronicle報在維也納的記者,馬上打電報給倫敦報社,第2天(1月6日)把此發現X光故事登出來,很快地這發現就傳遍於世界各地。江書說「侖琴1896年1月6日向世界公布」不符合他列出參考文獻的記載。

「這個歇斯底里的女人不是子宮作怪」
      第二節也一樣有不少繆誤的故事。書中一開始就說「1895年的某天,在法國巴黎的精神病院收容診所(Salpetriere),一群年輕的神經學家聚精會神地聽當時神經病理學大師夏格特(Charcort)對一位歇斯底里的女病人做病史的回顧」。 這幾句話絕對錯誤,夏格特(應是Charcot)早在1893年逝世,絕不可能在1895年示範或演講。書中這段的1895年不是該處印錯,第2頁的圖片說明也如此說,還有該文下一段讀起來,也顯然指那聚會在1895年或1894年。
下一段下幾句「夏格特對病人的問診給他(指Freud)意外的一個靈感──這樣的病人診療必須要花更多的時間去分析她的過去,可能發現她潛在的病因....於是,他放棄原來做神經病理研究的初衷,再隔一年出版了《歇斯底里病症的分析研究》......不久之後大家都認同他的診療方法,他就是二十世紀精神醫學的巨擎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也很多繆誤。
只要上網去查就知道,《歇斯底里病症的分析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Studien über Hysterie) 》,一般資料都說他跟前輩同事Josef Breuer共著,於1895年出版。依江書上面1895年才參加示範聚會,次年出版,應指1896年。若是如一般資料書1895年出版,江書上述參加Charcot的示範應是1894年,無論1894或1895年都不可能,Charcot已於1893年逝世。江書所寫不知根據什麼資料,荒繆連連。
其實Freud在10年前的1885年得到獎學金去巴黎跟Charcot學習,Charcot對Hysteria很有研究,經常示範用催眠術治療病人,絕不可能是如江書所說Charcot死後兩年1895年,Freud才第一次接觸Charcot的示範。Freud不久(1885 或1886年)離開巴黎回到奧國,試用催眠術治療不同的病人,開始他的新研究方向,約9-10年後的1895年才出版那本Hysteria研究的書,Freud很重要的一本醫學著作,不可能一年內(次年)就可寫好出版。
Freud以後成為精神醫學界的重要人物,有關Freud的資料很多,我沒資格深度地討論江書該節的精神醫學內容,有位精神科醫師來信跟我說,他不甚同意江書的討論。Freud對「性」醫學很有貢獻,「性」醫學專家的江醫師對Freud的認知如此及寫法,出乎我意料之外。

「一粒灰塵掉下來並非無聲無息」
第三節更多虛構的歷史故事,以及報導科學上不可能的現象,非常驚訝當醫學院院長的基本醫學常識。第一大段如下:「佛萊明(Alexander Fleming, 1881~1955)和每天一樣走進他在英國倫敦的聖瑪麗醫院,打開實驗室的門,看到有一個培養皿打開蓋子忘了蓋起來──佛萊明的實驗室在地下,不足11 平方公尺,裡面不僅雜亂,老舊的房子經常會有灰塵落下,今天正好一粒灰塵掉了下來,掉在培養皿中,佛萊明順手就把培養皿蓋起來了。隔天,他再進入研究室, 看到放在原來地方的培養皿,這培養皿是培養金黃色葡萄球菌的,他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昨天掉下來那灰塵的周圍一圈竟然是透明的,也就是金黃色葡萄球菌長不出來。為什麼呢?佛萊明想到多年前他曾經以人們鼻腔黏液做實驗,發現也可以溶解葡萄球菌,然而沒這麼明顯,是不是自然界中有很多物質存在,是這種細菌的『溶解素』,那我們不是可萃取、用來殺死細菌嗎?『這就是我們人類找了幾千年的殺菌武器!』他喃喃自語。的確,從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就知道用豆腐上的黴來 治療癤、癰等皮膚化膿,歐洲、南美的土方也用發黴的麵包癒合傷口潰爛;1928年的這一天,佛萊明卻從意外發現中,找出了這靈感!」
歷史故事如「和每天一樣走進他在英國倫敦的聖瑪麗醫院」,「看到有一個培養皿打開蓋子忘了蓋起來」,「今天正好一粒灰塵掉了下來」都是虛構的故事。我看到的書或網站文章包括輔仁大學一學生寫有關Penicillin的網站,絕大部分說佛萊明於1928年9月從倫敦度假中,有事回倫敦,到實驗室發現有一培養皿內有黴菌及分佈不一樣的葡萄球菌如附圖1。
第一大段寫的不少現象更是科學上更不可能,如「昨天掉下來那灰塵的周圍一圈竟然是透明的」。Penicillin應該從黴菌菌落(colony)產生,菌落不可能從空中掉下來。他寫的故事說可看見皿內有前一天掉下來的灰塵,那灰塵不可能是菌落,灰塵也不可能隔天就長成菌落而產生Penicillin使「金黃色葡萄球菌長不出來」。Penicillin不能溶解已成長的金黃色葡萄球菌。
Penicillin不是如文中所說像佛萊明以前的「鼻腔黏液做實驗,發現也可以溶解葡萄球菌」那樣的「這種細菌的 『溶解素』」。還有上段其他如「他喃喃自語……1928年的這一天,佛萊明卻從意外發現中,找出了這靈感」等的討論,從以後佛萊明沒再繼續研究,佛萊明的靈感說法大有問題。以後 Penicillin 能變成用來治療細菌感染的藥,主要是 Florey 和 Chain 兩人的「靈感」。
另外江書說「早在巴斯德時代,他和一些專家就曾發現某些細菌的物質可以殺死其他的細菌,稱之為「『殺菌作用』,只是無法確定這些物質的特性和功效。後來,又有人發現黴菌等都含有這殺菌物質,甚至從黴菌找出青黴素」,讀過些巴斯德、抗生素及抗生現象(antibiosis)的文章,沒讀到有人提過巴斯德發現這些現象的,「黴菌等『都』含有這殺菌物質」更是科學上不可能。
另外稍後的幾句話「1942年,聯軍統帥之一英國首相邱吉爾因感冒而肺炎,醫生試用了青黴素,沒幾天,他就痊癒了,青黴素成了一炮而紅的新藥」,也是虛構的報導,江書把謠言當真。我找到邱吉爾私人醫師自傳的說法,在1943年末期,邱吉爾患了嚴重肺炎,用sulfapyridine治療成功(7),不是用Penicillin。1942年才開始能產生足夠青黴素做臨床研究,只有極少數人臨床試驗時用青黴素治療。邱吉爾那麼重要人物,不可能用此仍開發中的藥,就是1943年末期仍不敢, 何況1942年。

「一念間,在狗身上找到成千上萬病人的良方」
第四節的「一念間,在狗身上找到成千上萬病人的良方」,跟一般書的說法也相當不同。江書的寫法讀起來好像此研究在安大略郊區的大學做的,那就不對了。班廷是到Toronto大學做那研究。江書說「他要上內分泌的課,對胰臟中胰島素這種物質如何影響糖代謝的問題不太懂」,那時對內分泌仍不甚瞭解,真有內分泌的課由外科醫師的班廷去上?不知此說法源自何處?證據何在?
 其他的書大部分說1920年10月30日的晚上,班廷在床上讀剛接到11月份一外科期刊,偶而讀到一篇病理報告,病人的胰管因結石而完全阻塞,胰臟中分泌消化酵素的腺細胞萎縮消失,但胰島細胞仍生存良好。10月31日清晨2點,班廷在筆記本寫下想將狗的胰管以手術結紮來做試驗的突想。雖不是很重要,Charles H. Best當時不是醫學系學生。此節文中的其他故事不少也跟其他書的報導不同。
江書說1960年代,「將構成天然胰島素的A、B兩條蛋白質鏈拆開、重組,並以人工合成來量產」更有大問題。只要有一般科學常識就知道,那時代的實驗室只不過合成極小量的胰島素,用來證明有生理作用而已,1960年代的化學合成法不可能「量產」。

後話
當我在網站上看到《歷史月刊》第3節有關Penicillin發現的報導,我非常驚訝居然有如此完全不符合科學的寫法。寫了兩次信到江副校長家去,他接到我的第二封信後,用email回我說因忙於另本書,以後再回答我。顯然他不關心這不符合科學的寫法,沒再寫信回答我。一年後書出版了,沒更改那不符合科學及錯誤歷史的記載,照樣出版。
書出版後,我一再去信詢問,兩個月後才回答我「的確是有點虛構……太誇張了一點,……祇是試圖把故事寫得吸引人一些,就沒認真去想科學的證據。……請教過寫歷史的專家,他們覺得這些差異還無傷大雅」。再度去信問到底是哪位歷史專家膽敢如此說寫科學上不可能的現象是「無傷大雅」,他說為了維持跟那歷史專家的友誼不肯回答。
醫學院院長如此的醫學及科學常識,尤其對別人的質疑他不合科學的文章,一點也不放在心上,置至不理,照樣以書出版繆誤連連的文章。然後拿出「歷史專家」(真有其人?)來說不合科學的寫作「無傷大雅」。江書16章中的一章就這麼多繆誤,實在驚人。其他如上面提到三拙文,只查江書有關部分,就發現錯誤(2-5)。他自我推薦的書評及自序(1),一再地說「寫歷史要拿出證據」,「細細讀過」列出的一百本書。他的繆誤包括虛構故事及寫科學上不可能的現象,就不必證據,而且「無傷大雅」。
什麼是「抄襲(plagiarism)」,引用文獻或抄襲有時很難分別,我自己也常直接從別人的網站上摘取圖片或資料。若引用的資料是錯誤或虛構的,就會被譏為抄襲,判斷資訊真假就很重要。採用別人造假的圖或歷史,就是列有文獻,登出來的仍是虛構的照片及故事。

謹謝
此文為筆者這幾年來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為了慎重,此文稿曾送往約二十位醫界及學術界前輩及同仁,尤其醫學教育工作者。請求他們審閱及徵詢他們的意見,非常感謝不少人的回音,給我寶貴的建議,認為評判性的書評是很重要的觀念,有批評台灣的醫學才會進步。

參考文獻

註1  江漢聲:<每月一書>:讓歷史教我們醫學。當代醫學。2010:435:43~44  (http://www.medtoday.com.tw/43519.htm)
註2. 朱真一:再談馬雅各醫生來台日期。成大醫訊。2010;21(2):80。
(http://teach.med.ncku.edu.tw/newsletter/2102/22.pdf)
註3. 朱真一:從〈西方醫學在台灣〉節目:談正視正確的台南醫學。成大醫訊。 2010;21(1):54
(http://teach.med.ncku.edu.tw/newsletter/2101/50.pdf)
註4. 朱真一:第一位到南台灣的歐美醫師 (1)。成大醫訊。 2010;21(2):45。(http://teach.med.ncku.edu.tw/newsletter/2102/14.pdf)
註 5. 朱真一:為什麼稱Dr. Patrick Manson為萬巴徳醫生?台灣醫界。2009;53:204。(http://www.tma.tw/ltk/99530410.pdf)
註 6. 江漢聲:從馬雅各、新樓醫院談烏腳病地區的膀胱癌—我和台南醫學史。成大醫訊。2010;21(2):77。(http://teach.med.ncku.edu.tw/newsletter/2102/21.pdf)
註7. Meyers MA: Happy accidents : serendipity in modern medical breakthroughs.New York, Arcade; 2007:57.

補註:當我把上面討論的文章給同行看,認為也應提供正確的歷史、醫學及科學的資料,有些人回音說1)有關Freud請看廖運範譯的《佛洛伊德傳》1969年,志文出版社。2)有關Penicillin請看朱迺欣著的《認識腦,保護腦,開發腦》1997年,健行文化出版社。其中的〈莫嫌青黴處處長-盤尼西林的故事〉章。筆者在《健康世界》分別於2008年6、7月刊登兩篇文章〈Penicillin 如何發現〉及〈發現Penicillin藥效及大量生產〉。3)有關Insulin,筆者在《台北醫師公會會刊》2009年8、9月登過〈諾貝爾獎的爭論及早期的研究 (上、下) 〉,在《健康世界》2009年10月有〈早期胰島素治療糖尿病的故事〉以及《科學月刊》2010年2月的〈諾貝爾獎背後的故事—早期的胰島素研究〉。當然還有不少其他好資訊。

王立楷的讀後感

王立楷的讀後感:

非常感謝立楷兄的詳細校讀,大概因從獨立文章改寫,更改了不少前後的章、段、節以及用字,參考文獻編排方式重寫重整,有些沒看出來而疏忽了。限時出版,時間倉促,校對及印刷都出些錯誤。我的加註用紅字寫出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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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在《台灣醫界》雜誌上已拜讀前輩關於台灣醫學史的多篇文章,頗感興趣,得知前輩的《府城醫學史開講》出版,當然要一睹為快。

以下是晚輩的一些小小建議、疑問及對於書中有疑惑處查詢的結果,如有言不及義之處,尚望前輩海涵。

一、書中的一些參考文獻在各章重複出現多次,或能考慮將各章的所有參考文獻統一整理在書末。另外,有些圖排版後太小,需用放大鏡方能端詳。
(註:因文章本獨立發表,改寫因重複而大幅度地刪改。我個人不喜歡參考文獻統一放於書後,我看別人書如此安排,很難找而較不會去翻看,又較容易出錯。圖的排版不少太小,可能是出版公司排版的慣例?)
二、第39頁第11行:此處的院長似乎是指「彰基院長」
(註:的確,是我未詳細說明,謝謝指出可能引起的誤會。甘饒理因1934年李約翰離開新樓而去台南,所以說「在甘饒(堯)理醫生在1934年3月先到台南新樓醫院」,但漏寫了「1935年甘饒理回到彰化,而李約翰1936年3-11月到彰基當院長」,所以「1936年11月接任李約翰醫生的院長職位直到1937年3月」,應指甘饒理接李約翰在彰基的院長職。)
三、第41頁參考文獻4「潘稀祺(打必里。大宇)」,後者似乎是前者的巴宰族名,慣例上大多是寫成「打必里.大宇」。(註:我的標點符號打字的問題,這樣的確較好)
四、第50頁參考文獻11-13,在本文裡並沒有相對應的引用。(註:因編輯刪減而未注意到)
五、第51頁倒數第4行:南部教會醫療史 -> 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
六、第54頁第4行的「捲土重來」不了解是何意?是相對於17世紀西班牙籍的道明會會士來台灣傳教嗎?(註:指道明會19世紀「捲土重來」在台灣傳教)
七、第54頁第11行的「電台」,在台灣一般是指radio station而非電視台。竊以為第68頁第5行的用語「新聞台」似乎更能達意?(註:因都有「民視」兩字在前,大概不會誤會,用電視台還是比較好)
八、第55頁第16-17行及第67頁參考文獻7:〈從馬雅各、新樓醫院談烏腳病地區的膀胱癌我和台南醫學史〉,原始標題(
http://teach.med.ncku.edu.tw/newsletter/2102/21.pdf)為〈從馬雅各、新樓醫院談烏腳病地區的膀胱癌—我和台南醫學史〉。

九、第56頁倒數第3行:「從上章的討論約兩天」,但是上一章似乎沒有討論到此事?(註:因為編輯改了章節安排,應該說「上面」的討論)
十、第57頁第11行:28日 -> 30日(第72頁最後1行)
十一、第57頁倒數第6行的房子在今台南市中西區仁愛街43號。
http://www.medtoday.com.tw/37218.htm
http://www.tnwcdo.gov.tw/culture01a.asp?ID={610190F2-956A-4987-AE16-3B77611D0842}
十二、第60頁第17-18行:「英國領事館對面就是知府衙門」。晚輩上網查到的是:英國領事館(或英國副領事館)在台灣府署的東鄰。
(註: 多謝更正,我按照67頁我列出的參考文獻9而寫)
http://www.laijohn.com/book2/134.htm
http://blog.yam.com/TN87504033/article/60882630
http://thesis.lib.cycu.edu.tw/ETD-db/ETD-search-c/getfile?urn=etd-0829101-105910&filename=8781004.pdf
十三、第61頁第6行:南部教會傳道史 -> 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
十四、第63頁倒數第6-7行:「註3.4.10」似乎缺了「註2」。(註:因註2沒特別,是一泛指的搜尋站)
十五、第64頁倒數第11行、第115頁倒數第5行:台中豐員 -> 台中豐原
十六、第65頁倒數第9行:腹皮綻合 -> 腹皮縫合?
(註: 按照列出參考文獻3.台灣醫療宣教之父—馬雅各醫生傳》277頁登的原文而寫,也許「綻合」是那時代的用語)
十七、第67頁參考文獻11:如第112頁所述已有中文新譯本《歷險福爾摩沙》(2010),有趣的是:《府城醫學史開講》第63頁最後一行的「腎結石」在《歷險福爾摩沙》第109頁第11行的翻譯是「膀胱結石」,晚輩查到的線上原文是"lithotomy"。
https://archive.org/stream/pioneeringinfor00unkngoog/pioneeringinfor00unkngoog_djvu.txt
(註:腎結石那幾句我用引號「」表示來自文獻,再查原來自賴永祥的網站(http://www.laijohn.com/book3/202.htm):「據必麒麟(W. A. Pickering)述:醫生使用奎寧及白內障和切除腎結石手術上所完成的神奇治療」,略看過英文原本,沒注意到用lithotomy)
十八、第69頁第1行:醫學宣教師 -> 醫療宣教師
(註:對medical missionary, 「醫學宣教師」「 醫療宣教師」混用,「宣教師」或「傳教士」也常混用。
十九、第74頁第3行的「一日前」是指「登陸」一日前嗎?
(註:是,指「登陸」一日前)
二十、第79頁第5行:「獲得到的獎項太多」,「到」似乎是贅字。
二十一、第85頁第1行:樂生園 -> 樂山園
二十二、第86頁參考文獻8「潘稀祺」之後少了「(打必里.大宇)」。

二十三、第99頁第3行:既 -> 即
二十四、第99-100頁:沒有提到註2。(註:註2本用在第4行的小標題後;以後沒寫或無意中刪除,校對時忽略沒注意到)
二十五、第102頁倒數第9-10行:「用教會白話字表達,這對現代讀者而言,或有「文字『障』的感覺 ,但對研究台語文的人而言,確實是寶庫」,引號的用法怪怪的。
(註:---「文字『障』---文之前的「號多餘的,應刪除」
話說賴永祥原文的引號用法本來就怪怪的:用教會白話字表達,到1969年3月以後,才改為中文。這對現代讀者而言,或有「文字「障」的感覺 ,但對研究台語文的人而言,確實是寶庫。http://www.laijohn.com/works/preface/TWKHKP.htm
二十六、第107頁第8行:口帶 -> 口袋
二十七、第108頁第11-12行:「台灣白話字文獻館」的網址應為
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第109頁參考文獻13、第172頁參考文獻9、第195頁參考文獻3亦同。)又: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artical-dta349p.htm是該網站以「顏振聲」為作者的查詢網頁。(註:多謝,點出此誤)
二十八、第109頁第3行:最後少了「)」。
二十九、第113頁倒數第8行:觀忿 -> 觀念
三十、第114頁最後一段:「訪問另一個番社米郎時,碰到另一群獵人頭的原住民班加社人」。(註:沒有也沒看《歷險福爾摩沙》;此文翻譯的漢名採自賴永祥網站: http://www.laijohn.com/book2/108.htm)
《歷險福爾摩沙》第166-7頁描述此事,所用的名稱是「美壠社」(該書第159頁附的原文是Bilang,亦可參考該書第168頁的延伸閱讀)及「芒仔社」(該書第159頁附的原文是Banga,亦可參考該書第198頁的延伸閱讀)。
三十一、第120頁參考文獻3:萬巴醫生 -> 萬巴德醫生
三十二、第120頁參考文獻7:格式與他處所用者不同。
三十三、第124頁第11行:大學醫學院後 -> 大學醫學院(註:本來寫「知道劉醫師畢業於Indiana大學醫學院後,我去信----」,不知為何「知道」兩字刪除。)
三十四、第125頁倒數第8-9行:「同志社是西洋傳教士在京都所設立的學校」的說法可能有點問題。新島襄(1843-1890)雖然在美國受洗、接受聖職,畢竟仍是日本人。
(註:此處很奇怪,我的原文:「同志社是留美的教會人士所辦的學校」如我的書《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第51頁第3段第一行。查編輯的版本,後來修改成「同志社是留美的美國的教會人士及留學美國的日本人所辦的學校,」不知為何又變成:「同志社是西洋傳教士在京都所設立的學校」。總之我自己沒小心,以訛傳訛,改了而沒看出來。)
https://www.doshisha.ac.jp/chc/information/overview/profile.html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home/publish/PDF/Bulletin/30/30-223-265.pdf
三十五、第136頁倒數第7行「母女戰後」是指二戰嗎?(註:我的習慣,戰後都指世界二次大戰後,不是的話會說明,看來以後最好說明)
三十六、第139頁第12行:「他弟弟黃俊烈」,兄弟不同姓,不知是否有特殊淵源?(註:好像因過繼的問題,當謝奇璋教授去找黃先生時,連他自己也忘了有這個哥哥,經謝教授說明後,才記起來)

三十七、第140頁參考文獻誤植,請參見
http://teach.med.ncku.edu.tw/newsletter/2401/15.pdf
(註:很奇怪,看原稿及編輯修改版都是列下的3文獻,最後誤植為前一章的參考文獻,謝謝指出,我沒察覺,好像校對到最後排版才誤植,以後要更小心)
  1. 朱真一(2004),《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台北,望春風文化。
  2. 韓石泉(2009),《六十回憶;韓石泉醫師自傳》,修訂第三版(韓良俊編註),台北,望春風出版。
  3. Lin CT, Gey GO, Richters V. (1968). Chemically characterized concentrated corodies for continuous cell culture (the 7C’s culture media). Exp Cell Res , 52: 469-489.

三十八、第141頁倒數第5行:譬如跟各章 -> 譬如各章
三十九、第144頁第7行:民前5年生 -> 民前5年
四十、第149頁倒數第8-9行:「省衛生局」是指福建省嗎?
(註:指台灣省衛生局;1947年以前台灣的衛生單位稱為衛生局,1947年省政府改組才改稱為為「衛生處」,網站可查出此名稱的更改)
四十一、第149頁倒數第6行:不知「上面的討論」是指?(註:該章前面142-144頁討論顏春輝衛生處處長一職)
四十二、第149頁倒數第6行:「衛生處」是指台灣省嗎?(註:是,該章142-146頁多處討論顏春輝當台灣省衛生處處長一職)
四十三、第151頁第12-13行:「寫『台南小學校』,不知是上述教會的附屬小學或讀日本人讀的小學」,晚輩猜想是現今公園國小(前身為「台南小學校」),太平境教會的附屬小學的正式名稱應該不會被寫成「台南小學校」吧?(純粹就第144頁圖3來猜想,其實晚輩沒有實體佐證。)
太平境教會的網頁提到附屬小學:「...(在一八八六年到一九二一年中間)有創設一間『教會小學』曾培養千餘名的人材。」
http://tpkch.dyndns.org/modules/mymenu/es_guestbook.php?urlname=http://tpkch.dyndns.org/weblink/introdoce/intro.htm
(註:我只是不敢確定,讀日本人的「台南小學校」,但不去讀日本人的台南一中,讀教會的中學,感到奇怪而保留地如此寫)
四十四、第153頁參考文獻7:顏前署長春暉先生 -> 顏前署長春輝先生
四十五、第169頁第3行:註9 -> 註8
四十六、第172頁參考文獻7:陳慕真 -> 陳慕真(2006)
四十七、第180頁倒數第6行:不知「雜誌」是指?
(註:指上段的The Messenger and Missionary Record)
四十八、第181頁倒數第10-11行:"Hazelt(Fatson & Viney, Ltd.," -> "Hazell, Watson & Viney, Ltd.,"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zell,_Watson_and_Viney
四十九、第182頁倒數第13行:馬雅各醫師 -> 馬雅各二世醫師
五十、第189頁倒數第7行:《台灣白話字文獻館」》 -> 「台灣白話字文獻館」
五十一、第190頁第10行提到慕德醫院。之前沒聽過這醫院,於是上網找了相關文獻:
葉振輝(2005),〈附錄:慕德醫院命名由來〉,《高雄市早期國際化的發展初探》,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http://britishconsulate.khcc.gov.tw/PhotoData/PIC1021206_14.pdf
葉振輝教授已於2010年過世: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葉振輝紀念部落格/117095098337688?id=117095098337688&sk=info
(慕德醫院在高雄,與府城的關聯不大。)
(註:南部的海關醫官,管轄打狗及台南。馬雅各及他兒子,安彼得醫師都來往打狗及台南兩地行醫。對慕德醫院那間只辦一年的醫學校,成大謝奇璋教授,曾說廣義地說起來,成大醫學院跟那醫學校,有承先啟後的意義。又網站也看過葉教授之文,2010年以前曾去信詢問)
五十二、第192頁倒數第6行:本書中似乎沒談過李醫生的事。(註:36頁表及39頁有幾句;Dr. Lee 錯誤,應是Dr. Little; 登於《成大醫訊》的原文,也列出其他人的英文名,此書出版時,把其他人的原名都刪除,不知為何會保留此錯誤的Dr. Lee)
五十三、第194頁第2行:李醫師 -> 李醫生
(註:醫師/醫生我常混用,教會文獻就較多人用醫生,不過不一定如此。雖有人,如歷史學家的張秀蓉教授2013年11/30月的醫學史年會上說日本人稱有正式訓練者為醫師,沒正式訓練的為醫生,就像藥劑師及藥劑生之別,我對醫師、醫生常混用)
五十四、第195頁倒數第2行:《自路加雜誌》 -> 《路加雜誌》
五十五、第199頁第5-6行:「(圖3),後面會繼續討論」 -> 「(圖3,後面會繼續討論)」
五十六、第204頁倒數第6行:圖5與周瑞醫師無關。(註:原圖刪除而文未刪而有錯)
五十七、第205頁圖說:Columbiau(原文錯用Columbian) -> Columbia
五十八、第217頁最後1行:院長二十幾年院長 -> 院長二十幾年
五十九、第219頁參考文獻5:ringer -> ringeri
六十、  第230頁第3段「台南地區曾是...」全段可刪,因與第232頁重複。
六十一、還有,第148頁倒數第8行的「或另文1942年」語意有點不清楚。(註:另文是指註3之文,149頁第三行有提到)
以上,敬供前輩參考。

王立楷 敬
上

2013年12月19日 星期四

《臺灣熱帶醫學人物-開拓國際交流的醫界先驅》推薦文

《臺灣熱帶醫學人物-開拓國際交流的醫界先驅》推薦文

1)從人物闡述臺灣熱帶醫學之發展         陳瑩霖

   朱真一教授《臺灣熱帶醫學人物-開拓國際交流的醫界先驅》一書內容係以曾經參與臺灣抗瘧及公共衛生工作的前輩們為敘寫主軸,闡述近數十年來,其對臺灣熱帶醫學的發展,以及致力於國際交流的諸多貢獻,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薦的臺灣熱帶醫學史好書。

   「熱帶醫學」主要是研究熱帶疾病之學門。熱帶疾病包括在熱帶地區發生的所有疾病,其中以感染寄生蟲的疾病占了一半以上。而瘧疾是寄生蟲病之一,全世界有40%人口居住在瘧疾流行地區,每年有200至300萬人死於瘧疾。臺灣曾經是瘧疾流行的地區之一,對瘧疾防治工作始於日據時代;具有規劃性的防瘧工作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展開,於1948年在屏東潮洲成立「臺灣省瘧疾研究所」。歷經17年的努力,防治成果豐碩。1965年WHO宣布臺灣為瘧疾根除地區,這是臺灣的驕傲。

    本書詳實介紹多位抗瘧前輩,計有:連日清博士、謝獻臣博士、陳錫煊醫師、梁鑛琪醫師及日據時代的森下薰博士等,文中亦提及許多外籍顧問及國際機構對我國的支援;此外,更介紹了對臺灣寄生蟲學之發展深具影響力的許雨階教授和Dr.JH Cross。其他如彭瑞雲醫師和周聯彬博士也曾經加入抗瘧行列,二人後來轉戰於家庭計畫之公共衛生領域;同時,對范光宇博士與夫人陳櫻次女士積極推動公共衛生及婦幼保健的事蹟,本書也有所著墨。

    書中進一步描述,臺灣這一群抗瘧前輩於完成任務之際,更將他們的寶貴經驗推廣至未開發國家,協助這些國家進行防瘧工作,臺灣醫療與國際交流的序幕也隨之展開。

    本書的一大特點是:朱教授將每位前輩的經驗彙整後,有系統地敘述其付出之辛勞與重要貢獻,讓讀者很容易了解臺灣根除瘧疾的經緯,又不失史書的原味,尤其是書中所引用的資料豐富,可提供後學者參考。

    未來,期盼朱教授能夠繼續不斷地為醫界、學界與社會大眾出版有關臺灣醫學史方面的好書,以促進醫學生、醫療人員及有興趣的讀者對臺灣醫學發展的認識。   

高雄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陳瑩霖

2)臺灣夢」的終生追逐者―─朱真一教授

韓良誠             Nov.7,2010.

要在眾多人群之中,找到如朱真一教授一般,集「勤勉」、「刻苦」、「聰明」、「好奇」、「懷舊」、「力行」…等基因,且又是「超好級」的基因於一身的學者,恐怕不是很多;更難能而可貴的是,在他退休之後,要完成與一輩子從事的「血液腫瘤學」領域完全迥異之「臺灣史」探討任務,並寫成「奇文」及「良書」,困難度可謂更高,因此若非具備上述的「超好基因」,恐怕是緣木求魚。

近十年來,一篇又一篇、一本接一本的傑作,在朱教授的手中完成,這本《躍上世界─臺灣熱帶醫學故事》又是一件難上加難的工作,令臺灣這批珍貴的資料,像「寶藏」般一件件出土,真是需要擁有「超好基因」。過去朱教授和本人的交往,可以說,是以「淡如水」來形容,彼此見面對談的機會極少,反而是拜讀他的「傑作」,以及他讀本人的「拙文」,因而相互認識、了解,成為「君子之交」。

承蒙朱教授不嫌棄,希望本人為本書寫序,這恐怕是因為朱教授知道,在本書中出現的橫川定教授,是先父在醫學校就讀時最為尊敬的老師(請見《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p.83),而其子橫川宗雄教授,任教於千葉大學,又為本人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另外,朱教授在本書中以專文介紹的謝獻臣教授,以及他的學生陳瑩霖教授,也都是本人的指導教授。種種因緣際會之下,可能是朱教授請我寫執筆序的原因。

本人自學生時代起,就從家父的在地(臺南)行醫過程之中,聽到、也學到不少有關臺灣過去流行的寄生蟲,包括人體的病史、診斷,以及治療的整個經過。因此,學生時代上寄生蟲課時,本人的印象、心得特別地深刻,而這些臺灣寄生蟲症的歷史都在本書中一一呈現,讀來讓我感到重新身歷其境一般,充滿欣喜且回味無窮。到了醫科四年級時,記得在宋瑞樓教授的臨床診斷學課堂上,在宋教授分發糞便檢體後,不到一分鐘,本人立即診斷出是「十二指腸鉤蟲感染」,因而獲得宋教授「拍肩膀」以示鼓勵,這件事對我更是印象深刻,且得到莫大的鼓舞。對我以後的研究生涯也產生無法形容的催生力量。

後來,我進入行醫的第一階段,即「與感染病及因無知、貧窮、不衛生的環境,所引發疾病的奮鬥時期」,在這段時期診治了不少本書中所提及,過去在臺灣流行過的絕大部分的寄生蟲症。至於本書未提到的寄生蟲症,本人或多或少也都有一些實務經驗。更何況上述這四位學者,均曾是本人間接或直接的老師,本書敘述他們對臺灣熱帶醫學及公共衛生的貢獻,讀來格外親切、令人敬佩,且在腦海中激盪起一幕幕溫馨又感人的回憶畫面。

在臺灣的醫師之中,除了成大醫學院的謝奇璋教授深得朱教授的「身教」之外,包括本書讀者及本人在內,只好努力從朱教授書裡豐富的「臺灣醫療史」,尋找並領悟其用心帶給我們的珍貴「言教」了。

韓內科醫院 韓良誠醫師

3) 加油,朱教授!  江東亮

我和朱真一教授素昧平生,但在臺灣醫界及《景福醫訊》刊物上,經常拜讀他撰寫的醫藥衛生歷史及人物故事。

一個多月前,先是朱教授本人寄來一封電子郵件,接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寄來《躍上世界─臺灣熱帶醫學故事》書稿,邀我寫序,令我感到與有榮焉。

朱教授之所以邀請我寫序,多半是因為目前本人擔任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的關係。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前身,可以追溯至1939年成立之臺北帝國大學的熱帶醫學研究所,或更早於1921年設置之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臺灣光復後,熱帶醫學研究所併入臺灣大學醫學院,並於1951年接受洛克斐勒基金會代表John B. Grant博士的建議,改名為公共衛生研究所,1993年再度成為臺灣大學的獨立學院。朱教授筆下日據時代之森下薰教授,即服務於日據時代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對臺灣瘧疾防治有很重要的貢獻。

我一向喜歡歷史,而且享受閱讀歷史的樂趣。知道過去,並不保證眼前會過得更快樂;不知道過去,也不代表當下沒有快樂的日子。但是我們可以從歷史故事中,學到智慧和感恩。朱教授的學養豐富,筆下的醫藥衛生人物栩栩如生,讀來輕鬆愉快。對我而言,讀到那些曾經照顧過我的前輩,例如周聯彬教授和謝獻臣教授的故事,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朱教授最讓我敬佩的地方,在於他下的功夫。回想當年留學美國,方知道臺灣除了經濟奇蹟外,還創造了健康奇蹟,我便十分好奇當時是如何做到的,然回國之後,立刻深深領悟連雅堂先生說的話:「斷簡殘編,蒐羅匪易」。或許,朱教授身為一位長年旅居海外的學者,發揮了思鄉、愛鄉的力量,才能從興趣出發,經過二十年歲月的努力,完成三部臺灣醫藥衛生歷史人物集,這是我們的幸運,也值得為朱教授喝采。

但是,雪球越滾越大,在大家的幫忙之下,朱教授還有許多未寫下的故事,不但讓我引頸期盼,而且相信,這也是各位讀者的願望。加油,朱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江東亮
   
 4)讀史以明智,鑑古而知今     張天鈞

 得很久以前,臺大外科廖廣義教授曾對我說:「如果你喜歡歷史,表示你年紀老了。」然而,其實我很早就喜歡讀歷史,特別是研究歷代名畫家的生平、作畫的過程、居住地,以及疾病對他們產生的影響,進行這樣的背景剖析,對欣賞畫家的作品有很大的助益。

後來我把這樣的心得,如法炮製應用在醫學院的教學上,講解內分泌疾病時,會提到與東西方醫學相關的歷史故事,果然引起學生相當濃厚的興趣。

在朱真一教授的這本書《躍上世界─臺灣熱帶醫學先驅》裡,朱教授將當年研究熱帶醫學者,特別是和瘧疾相關的臺灣醫界前輩,作了很精采的介紹,令我想起當年公共衛生學界舉辦的二十世紀臺灣公共衛生醫學最大貢獻的會議,我負責回顧甲狀腺腫方面。因為前人的研究,以致民國56年臺灣全面實施食鹽加碘的預防性做法,使地方性甲狀腺腫的問題得以解決,遠比醫生一個一個病人治療來得有效多了。

    而在瘧疾方面,日本人於1895年到臺灣時,僅戰死了數百人,但感染瘧疾、霍亂致死者卻有數千人,由此可知撲滅瘧疾的重要性,瘧疾的成功撲滅是二十世紀臺灣公共衛生醫學的重大貢獻之一。經由朱教授的這本書,我們就能了解當年前輩的努力。

            不過,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前輩當年進入公共衛生領域的原因,以及熱心研究的態度,許多都與老師治學的精神有關,也因為老師的啟發,而留下深遠的影響。例如連日清博士提到自己崇尚日本式做事態度,腳踏實地,具有日本學者的研究精神,凡事一定追根究柢,研究到水落石出為止。這是從日籍前輩學者的身教上得到啟發的例子,也讓我聯想到畫家席德進的一席話:「學藝術並不是在課堂上聽老師講什麼藝術史、美學、色彩學,而是學習他們的談吐、風範。」

            最後,文中談到的謝獻臣教授,在他晚年時我曾照顧過他一段時間,然而當時只知道他是臺北醫學院的董事長,並不曉得他的偉大和其在公共衛生學的重要貢獻,只覺得他來看病時都很客氣。若當時拜讀過他的傳記,一定會向他請益,現在從朱教授的書中得知後,回想起來,相當遺憾。

        每當給予醫學院新生入學勉勵時,許多老師都會建議學生選定一位老師作為自己的榜樣(role model)。所謂role model是指Any person who serves as an example, whose behavior is emulated by others,最早出現於Robert K Merton對醫學院學生的社會化研究中。我想,在醫療環境愈來愈功利化的現代社會,如何成為醫學生的正面榜樣,督促他們未來對社會有所貢獻,益形重要。朱教授的這本書,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發。

臺大醫學院內科教授 張天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