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4日 星期四

從「沒把學生教好」談醫學教育

從「沒把學生教好」談醫學教育
(刊於{蘋果論壇}4/23/2014)

朱真一

410日起媒體,很多「沒把學生(馬英九、校長---)教好」類的報導或討論,台灣教育的問題以這種方式來「討論」,大家較注意,可能反是最好的機會。到底老師「有沒有教好」,老師跟非老師可能有很大的差別,每人的觀點看法不同,是這問題的最大癥結之一。

如何來鑑定老師有沒有教好?對中學的老師,有人會用升學率或考上名高中、名大學為成果的「標準」。評鑑商學院教得好不好,用學生畢業後的收入當成果。這些當然是很表面化的評定,最後的標準「應該」以學生對社會的貢獻為教好不好的準石。這不但很難「定量」,其實連「定性」都不簡單的問題。對社會有貢獻,用什麼當標準不同?

從事醫學教育工作有年,不管台灣或美國,幾乎沒老師會感到慚愧,自責地說自己教得不好。為何交大校長吳妍華,會主動自己先致歉沒教好?她真的自責?很多人說她更可能趁機向上級及權威表態一番,一種「御用紳士(?女)」的作為?對學生對社會都是種非常不好的典範,是否可套用她自己講的「惡質範例」?若真自責教得不好,應該辭職謝罪。
這裡來討論我較熟悉的醫學教育/醫師的養成。有次我們請一位對行醫行為很有研究的醫學教育學者來演講,他探討醫師的行醫多年,他說兩個最重要的因素是「給付制度」及訓練時的「典範(role model)」,也就是身教。從好的典範可學好,也會受壞典範影響。典範的影響不一定立竿見影,可能潛移默化,歷久不衰。吳校長這次就做了不好的典範,還好她道歉了。
如何養成一位好醫師,退休前及退休後我的看法及就有些不同。退休前自以為教出好醫師。退休後自己年紀大毛病多,就醫的機會增加,陪父母親、家人及其他親友就醫,更多機會探望同濟的多病。較多機會當病人及家屬,是被治療者而不是治療者,身份不同而知道「沒把學生教好」。
退休後發現新進訓練的醫師,比較沒有信心。碰到問題,就要求專家會診,專家一會診,時間及費用都增加。我從事多年以「老師」身份參與的訓練制度是最大原因。因為健保給付主治醫師,要求主治醫師要親自診治或監督,因此我們「老師」醫師,自己決定診治而沒好好訓練學生思考,老師牽學生手太久,所以訓練出師的年輕輩醫師較沒信心,愛找專家會診。
年輕輩訓練後出師行醫,訓練時少獨立及思考,信心不足而較不「敢」決定。診治時動不動就請專家會診幫忙,或靠專家來決定。我當住院醫師時的訓練,那時較沒硬性的責任規定,我必須勤找文獻及思考,決定最好的診治,主治醫師只在旁稍幫忙而已。從前的訓練,學習較多,但是否可能因此差錯較多?
如何平衡這種主治醫師的權責及住院醫師的學習? 美國的訓練醫師的機構,及最近全國評審機構,對醫師訓練的規定,反越來越多的硬性規定,更多嚴格的制度,是否反使新訓練的醫師更沒信心,如病人一有肺炎就找胸腔科及感染科專家醫師會診,因為怕出差錯。
另一問題是怕醫療糾紛,因控告醫師案件漸多,醫師們多找專家,麻煩就較不會上身。更還有「利益衝突」的老問題,經常請別的醫師會診,就較有其他醫師請他/她會診。就是美國人很喜歡講的:”you scratch my back, I scratch your back”,大家互相抓癢。醫師們就有較多機會診治,收入增加,明顯地是因「給付制度」帶來的因素,醫療費用當然飆升。 就像一位同事跟我講他的母親臨終時的住院,主治醫師請復健科醫師會診,醫師還建議語言治療。因為是「專」家,考慮較精細或說多「管見」,要仔細深入,做更多的診治術,如上述臨終的語言治療,「專」家又更喜歡高科技及昂貴的診治術。
以上提出的幾點,不是系統化的論述,因退休後,身份觀點不同而寫出些「沒把學生教好」的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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