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貧瘠及箝制--最「菁英」的思想箝制

思想貧瘠及箝制--最「菁英」的思想箝制

      -- 醫界身教的回顧及影響（5）

朱真一    St. Louis大學及Glennon 樞機主教兒童醫院小兒科

前言
     拙作〈醫界身教的回顧及影響〉系列，在本刊(《台灣文學評論》寫了好幾期（10卷4期、11卷1、2期），寫好身教的深遠的影響，主要談可以當典範的好影響，前一期還談父母親的身教（11卷3期）。要寫自己的生長過程，不自我吹牛一番的確很難。每想到要如何不自誇地寫，反寫不出來。
     談身教的第一篇時，曾說負面及壞的身教影響也會歷久不衰。我常覺得在各種場合下，受到不少壞身教的影響。以前常說自己所受的教育、環境及身教，使我思想貧瘠及做事馬馬虎虎。
     使我思想貧瘠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我想是「思想箝制」及「填鴨式教育」，那時代從小學到大學教育都很類似。這篇只談思想箝制對我的影響，其實「填鴨式教育」也是種「思想箝制」的表現。我不是醫學教育專家，不會談大道理，只舉些實例來說明，以自已的台灣經驗來討論，算留些那時代的見證。討論的重點仍是本系列主題的「身教影響」。

「最菁英」及「純種」
     在媒體看到或親自聽到台大的師生，最喜歡談自己是台灣的「菁英」，尤其校長們最樂此不疲。台大變成世界百大，要邁進五十大，台大師生是台灣的菁英，以後台大將是世界的菁英學校。醫學系更是，還聽到有人自稱是菁英中的菁英。最會考試的就是最菁英？
     最近在台灣媒體看到討論台大將是或已是「貴族大學」，現在台大學生大部分，台大醫學系也不例外，來自大城市的明星高中。從報章的討論看起來，最近所謂「多元化入學制度」後，學生來自城市或鄉鎮更加不平衡。多元化入學制度，本應該注重學生來源的多元，避免學生的性質類似。用甄選制度招的學生看來不但沒多元化，反而找到背景更相同者，更「純種」。
     1958年我參加的聯考，我們新竹中學那年，178位畢業，六十幾位考上台大，經常要下田工作的鄉下孩子，憑聯考一樣可考得很好。不像現在的台大，據報章說來自新竹縣的不到1％。那時代的醫科學生，也較多元化。我們班上本地籍（非僑生或外國籍）考上或保送的，有來自馬公、宜蘭、屏東、花蓮較偏僻地區的較小城市的中學，中型城市的新竹、彰化、嘉義中學也都有好幾位。從媒體及網站的討論，比現在的台大醫學系更多元化。

「菁英」的老師更純種嗎？
     在這「最菁英」的醫學院，教師們有類似的問題嗎？我讀醫科時的教授，絕大部分的教授是受過日據時代更「菁英」的教育者。因為台灣人在日據時代受歧視，能上醫學校者的確困難，家庭的背景可能更「純種」。
     從我1965年的畢業紀念冊，醫學院的專任教員名單中。約一半畢業自台大醫學院，略少於四分之一自前身的醫學部，7-8％自台灣的醫專。共不到10％來自日本的其他帝大（東京帝大6位最多）、醫大或醫專，5％來自中國（內有日本醫學校畢業的），另約5％是台大其他學院畢業生教基礎醫學。那時代的老師，很大部分讀過或畢業於高等學校或豫科。
     或許是我的偏見，因我很喜歡日據時代的高等學校或醫學部豫科的教育，雖然是日本殖民地，他們那時代享受相當自由主義的教育。戰後又有不少醫師學者自日本回台。我那時較不覺得教員有「太純種」的感受，可能那時不太瞭解多元化的意義。
     目前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的教員醫師，比我就學時代就更「純」了，早期受過日本教育的早已退休。目前教員絕大部分是台大醫學院畢業，最主要在台大訓練，還好大部分的副教授以上的教員，到過國外不同的醫學中心進修及研究，有不同多元化的經驗。
在此一再談到「純種」的問題，跟以後的討論有關。任何組織越純種，以後越沒有異議的聲音，可能較不會進步。下幾章會一再討論這問題。

「思想箝制」作怪影響教育
     以前談過不少，我自己認為我思考問題時，常常只有一種想法或只想一種可能性而已，很少考慮其他想法或可能性，不會也不知去懷疑，更沒受到如何去懷疑的訓練。想這跟整個社會中瀰漫的「思想箝制」有關，教育體制及老師們的思想箝制，導致我思想貧瘠及思考能力薄弱。
     談到「思想箝制」，大家總以為只是政府的作為或政治上的議題。我這裡談較廣義的「箝制」。凡是限制別人的思想或文化上的種種作風、尤其對「異議」箝制，我都歸類於「箝制」下。我們從小被教要接受上級的教導，尊敬及服從長輩權威，下級不能去懷疑上級，這些就是「思想箝制」的表現。
     最糟糕的是，上級就是有明顯的錯誤，下級也沒有人願意或膽敢出聲，因為大家知道提出異議的下場會如何。小學、中學時可能被記過，譬如我以前在在本刊談新竹中學時的經驗（本刊10卷2期），好學生質疑老師上課講錯會被記過。大學或醫學院的實習課，像臨床各科，靠「印象」給分數的場合，我總覺得當時的學生們，不喜歡表達跟上級不一樣的意見。
     不單單是政治上不准有反對政府的的言論或行為，文化上也一樣以中國文化至上來教導來箝制，我高中時表達獨尊儒家不對，說儒家的鄉愿或偽君子最多，這樣就是「思想有問題」，差點被送到警備總部（本刊10卷2期）。
當我剛到美國時，在一普通的社區醫院，馬上就感受到「思想箝制」教育下的問題。我很快地領悟到，美國訓練出來的醫師或學生，盡量表達他們跟上級不一樣的觀點。就是診治病人，注意到美國醫師很注重疾病的鑑別診斷，強調考慮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很快體驗到我在台灣所接受的醫學教育的缺點：思想貧瘠及思考能力低落。
     在本刊上面提到的諸文，自己在美國的經驗，不管是第一年的社區醫院，學術性的各大學醫學中心的訓練，科學研究為主的加州大學，以及以後30多年的擔任教職的醫學中心。我最常寫到的是指導我的前輩與同事，富評判性的思考方式，不輕易地放過疑點，各種機構、社區、或社會多異議的聲音。或許這就是不少人稱的「自由主義（liberal）」思維。

「最菁英」教授擅改歷史
     從前接收的「最菁英」的教育，不管是師承自戰前日本或戰後來自中國的教育體制，相當的「箝制」。不但制度或上級的「箝制」下有框框，更多自己來限制自己的「自我設限」。
     1980年代後期開始，我業餘時間開始注重台灣的歷史文化，對台大醫學院歷史是我最早去探討的一項，開始瞭解到這思想箝制如何由「最菁英」的教授們推動。最菁英的領導階級，敢改寫醫學院的歷史，擅改文稿的態度令我吃驚。
有些教授很怕事，其實該說他們很懂得「揣上意」。醫學院戰後改制40週年時，出了本特刊《楓城四十年》（圖1）。不知是哪位教授或教授們的主意，發現書上最後的歷史年表，把一位最早到美國留學的教授從名單刪掉。
     細菌科的鄭翼宗教授被刪除，只因為鄭教授留學後不敢回台，最後到中國去，鄭教授的屬下，在「白色恐怖」時代，被逮捕甚至有的被槍斃。如此重要的歷史年表，就膽敢刪除鄭教授最早留學美國的事實。後來總編輯的前院長自己寫文章說他刪掉鄭翼宗，因為怕列入鄭教授名字，會出問題而改寫歷史。明顯地是自己的「自我設限」現象，並不是上級的限制。
     類似地，當台大醫學院成立100週年時，徵求校友寫稿出紀念特刊，因對「異議份子」生涯有興趣，當時投稿幾篇討論「異議份子」校友。就是解嚴十年後，當編輯的菁英教授，還是一樣地擅改那幾篇文章中他自以為「敏感」的字句，另一「最菁英」的「自我設限」。

校友會刊編輯的刪改
     台大醫學院的校友會稱為「景福會」，會刊《景福醫訊》的編輯，也經常類似地，自我設限地刪改，去抗議時，還說「本諸編輯職責略加修改」。原來「最菁英」領導階級的教授，認為推動「思想箝制」是他們的職責。到底什麼樣的內容需要箝制？最菁英的教授的「自我設限」到什麼程度。
     1990年的北美校友會在聖路易召開，那年我當會長，我在校友會時，特別舉辦了一場台灣文化研討會。會後我寫了一文報導那場研討會，刊登於校友會刊《景福醫訊》。有4處被編輯刪掉。被刪除的是：
    （1）「但是（鄭翼宗醫師）在美留學後不敢回台，因為怕二二八事件牽累，留在日本，後來轉去中國，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受苦，最後又離開回到日本。（2） 「他（陳榮吾醫師）說台語配詞的日本歌謠及日本調所以盛行，是因為當時台灣民眾對政府統治不滿所激發的懷舊心態」。（3）「另一校友朱真一也補充客家台灣話也可用同樣方式（漢羅並用）處理。後來他用客家話演講，並舉例說明客家台語兩種書寫方式」。（4）「所謂的國語政策志在消滅台灣的語言，所以要努力提倡台灣語言」。
     吳景裕校友，筆名「陳雷」，用台灣語言寫文學作品的有名作家，是研討會講員之一。當他知道我的文章被刪改時，他寫了封信去景福會抗議，說「台大醫學院是台灣最高學府，母校不但是台灣醫學界學術界e(的)先鋒，而且應該是學術界e（的）領導者，對學術自由kap（和）尊嚴應該極力維護。母校kap（和）母院若是失去這款自認，我相信真多（choe）校友會非常失望」。
     《景福醫訊》以沒人署名的編輯室回答說，因我沒有聲明不能刪改，編輯「本諸編輯職責略加修正」。去信要求更改，置之不理且不回信。一直到幾個月後，我代表北美校友會回台參加校友會大會，當時醫院副院長的《景福醫訊》總編輯的教授，找我「溝通」，要求我不要在校友會大會中講。我順勢跟他講，若不肯登更正時，我將到《自立晚報》把經過寫出來，他才答應以「作者投書」方式把刪掉部分出登出來。登出後也沒問題，都是編輯的過度自我矮化及自我設限，尤其1991年早已廢除戒嚴令多年了。

《景福醫訊》思想箝制的後果
     本以為只是《景福醫訊》的教授編輯們，把我看成眼中釘，找我麻煩而已，原來這思想箝制還找上資深的教授。讓我們台大醫學院校友們無辜地損失多瞭解台灣歷史、醫學史尤其台大醫學院歷史的機會。請不要以為我自己臉上貼金，下節會談，自十年前，刪除我的文章後我沒再投稿《景福醫訊》。
     我講的是林吉崇教授，他最近看到我在本刊（10卷4期）發表有關台大教授的身教之文，寫封信告訴我，他最近十幾年，沒再寫文稿到《景福醫訊》的理由。《景福醫訊》的編輯們，沒跟他討論就隨便刪改文章。他很不高興，十幾年前就不再投稿了，只好讓校友們失望。
     像林教授那樣資深的教授（1955年畢業），又是學識豐富的醫學史研究者，編輯或總編輯們都是較年輕一輩的教員，對醫學史沒有研究，為何膽敢改林教授的文章？林教授1990年代前半還有文章登在《景福醫訊》。可見我1991年間的刪改事件後仍繼續不斷地上演。要「揣上意」的編輯仍不少，編輯群的年輕輩教員們，「揣上意」較容易升等？或許根本就是更懂得「揣上意」的更上級教授的「授意」、「指示」甚至「命令」？
     我對醫學史有興趣，主要看林教授寫醫學人物及典故開始，因為常看到他在《景福醫訊》上有深度地探討醫學史文章。不像一些人東抄西挖，就自己以為是醫學史專家。林教授教導大家要去探討，要引經據典去找資料。校友們不但無法再看到有關歷史的精彩文章，最糟糕的是，年輕輩校友損失了探討醫學史的典範，怪不得校友中出了些，內容有不少抄襲、錯誤及造假的醫學史專家。《景福醫訊》的編輯們擅改林教授文章的後果，可見「思想箝制」影響深遠。

景福醫外訊
     從上述幾件事看來，這些菁英的院長、副院長執行思想箝制及自我設限，仍認為理所當然。其實那些「敏感」部分就是登出來，沒有情治機關找他們麻煩。他們過度的「揣上意」，過度的獻媚，不知維護學術的自由與尊嚴。「揣上意」這裡講的「上」不只是醫學院的上級。最近看李鎮源教授的傳記《台灣的良知》（李明瑱、林靜靜編輯），才更瞭解到這些作風原來有「目的」，有人想當醫學院或醫院院長，還要找副總統、行政院長或國民黨秘書長向校長關說。
      第2年（1992年），我自己出版了一份刊物《景福醫外訊》（圖2）。登載一些《景福醫訊》不肯登或被刪改的文章及報導。發刊詞上說「... 景福外訊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並非以校友會之名出版，只是個人的行為....古今中外，在位者都不願有異議的聲音，假如社團、機構、社會有種種不公平不對的事情，若沒有人提出指責或反對，豈不等於大家同意贊同，有反對才有討論，才有競爭，才能進步...用此體制外的刊物外訊，非校友會之正式刊物...表達不同的意見...」。
     我認為「.. 辦景福外訊或建言批評母校是種回饋，也許校方不以為然...」。後來本以為「...景福會改組而景福醫訊登了不少建議性及異議性的文章，也不會再隨便改稿」《景福醫外訊》出了四期後停刊。從上述林吉崇教授及我個人一再被改稿看來，台灣社會更民主自由時，「最菁英」的台大醫學院的校友會，依然如故地箝制言論自由，連寫台大醫學院正確的歷史都有人要箝制。
      對母校及校友會建議被箝制後來因看《景福醫訊》的文章，對以景福會（校友會）之名主要到中國旅遊一事頗不以為然，寫文去投稿《景福醫訊》，只說要送審，以後毫無回音。剛好知道《景福醫訊》2001年一月號要由北美台大醫學校友會主編，多謝理事長及主編王政卿醫師要登此篇。後來12月王醫師告訴我，總編輯的教授否決他的決定，不准登此文及另一由李青泰撰文的〈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們已站起來了!!給景福校友的公開信〉。王醫師告訴我，12月底他回台去景福會力爭，李青泰那文被刪改後登出。
     所以又重新再出版《景福外訊》，因為不肯登異議之文的陰魂仍在。想不到台灣更民主自由的大環境中，「最菁英」台大醫學院反開倒車要箝制要封鎖。在電子媒體更能表達不同意見下，我後來用網路出版《景福外訊》將那兩文登出給大家看。為何需要做如此的新聞檢查，要思想箝制要封鎖資訊。這樣的制度下如何能有自由、廣闊、自主的思維？

「經典的」學術箝制動作
     《台灣醫界》（台灣醫師公會聯合會的雜誌）內，有人經常提倡中醫（或稱傳統醫學），深以為憂，因為該雜誌沒有或很少有人為文反對或批評那些文章。1992年底當我看到楊思標教授對中西醫合一之方案一文，更覺需要為文提出不同意見。先經《台灣醫界》總編輯陳榮基教授之首肯，趕緊寫了一反駁之文寄去，也很快地得到陳教授的回音馬上刊登。
      等了三個月才知道此文被封殺不能登。藉口「恐怕《台灣醫界》成為中醫論戰的舞台」。我認為事情應愈辯愈明，只刊登一面之辭而不辯准辯論，怎能令人心服，這是學術上最大的箝制。台灣醫師公會雜誌應該是辯論最好的平台，學術性的討論會被封殺，覺得真不可思議。
      為了封殺我這篇文章，為了否決總編輯的決定，全國醫師公會聯合會可說用了相當「大動作」的手段，由「傳統醫學委員會」開了一次專門批評我的會。開會記錄在《台灣醫界》雜誌1993年5月號119頁刊出。看得出是誰出的主意要把我的文稿摘除。這顯然為了「學術思想箝制」而出的手段，為學術箝制找理由，想不到一些醫界的菁英，用這種「？？（無法命名）」的手段來箝制。因為楊教授原文（1992年12月號）及為鬥爭我的開會紀錄都登在《台灣醫界》雜誌上，這真是「經典」的學術思想箝制。
     請人把拙作〈請慎重考慮把資源消耗在中醫上〉打完字，先在《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的年刊》上出版，後來也在《自立晚報》，《醫界聯盟通訊》上以較簡短的文章發表。剛好那時學會在網站出版文章，不久就把此文放在自己的《台灣人醫界專刊》網站內〈有證據的醫學〉章中〈有關中醫〉一節內登出（圖4）。被打壓的文章反而在媒體多方式出現。
     更有趣的是，我這篇文章雖被台灣最菁英人士在《台灣醫界》「謀殺」，網路版出現後，反在中國網站上流通。我前幾年偶然看到，去查時，有陣子找到中國二十多個網站登此文，他們從我的網站轉載，改用簡體字。因不少網站轉載此文，甚至還誤認我是中國展開批評中醫的開啟者，如一文說「2000年前后，方周子，于宗瀚，旧袜子，张景林，朱真一，dawenti，祖述宪等人在网上开展了对中医的批评」。
     台灣只找到一客家網站轉載，不是看該文內容，只因我是客家人。寫出這些只想說明，對中醫的評判，中國比台灣熱烈，中國反沒有台灣菁英人士的箝制作風。台灣的菁英們千方百計想壓制的，中國多方熱烈討論。台大的教授及醫師公會「領導菁英」，為了提倡中醫做這樣的動作應該感到羞愧，這樣的作風看來比中國更專制、更極權、更落伍、更反自由思想。
     話也該說回來，最近幾年的會長李明濱及總編輯徐茂銘兩教授顯然改變了作風，林永豐醫師有4篇批評中醫的系列《替中醫看病》，發表於《台灣醫界》。以後也登其他人寫的回應文章。這種進步的現象，我們應該肯定。
      同樣地，對母校的建議，認為景福會應以回饋母校為主旨，不要由景福會出資率團去遊山玩水為主的考察，這樣的景福會怎能回饋母校？ 認為景福會將精力、時間、金錢耗費於中國旅遊，是景福會的要務？是台大醫學院之福？請景福會更能對母校回饋，提昇母校各方面的成就的文章就被封殺。我到現在仍不能瞭解？

此章結語
      無論如何，從自己角度寫的文章，總只挑自己自以為是的部分來講，對自己壞的則可能隱瞞而不談，這大概是人之常情，讀者讀時應有這個認知。這裡主要寫我的經驗，想大家應該知道台灣有些「最菁英」的教授們，推動思想箝制，助長我的思想貧瘠及思考能力薄弱。

(內提到網路登過的，因登網站的小公司倒閉。目前只找到〈請慎重考慮把資源消耗在中醫上〉，請看此部落格的前一份（見下）。其他等以後找到原文再登於此部落格)